姹紫嫣红花开遍，一株植物上开出的花朵可能并蒂绽放，也可能有开有落;硕果累累坠枝头，一根枝条上结出的果实可能个个相似，也可能良莠不齐。虽自同根所生，形貌异同皆有可能，品行为人与作品格调，亦是如此。

只是我们往往过于重视“文如其人”，却容易忘记“心画心声总失真，文章宁复见为人”，忘记把独立还给文艺作品。

我们批判、蔑视作品格调和个人品行同样令人失望之人，就像沽名钓誉、博人眼球而忘记底线的低俗作品和其创造者永远难登大雅之堂;我们需要践行文以载道、知行合一的人作为榜样，正如我们赞美忧国忧民的文天祥写下“人生自古谁无死”的豪言壮语，关心劳苦大众的余华在《活着》中描绘出劳动人民的韧性与坚强。但是，我们也习惯了歌颂文学艺术界名人们的美德，以至于一些事迹已经盖过了他们真正取得的艺术成就。人尽皆知梅兰芳蓄须明志，宁死不肯为日本人演出，又有几个人知道他的戏到底好在哪里?

就像虎父常常不愿意承认犬子一般，那些在人格品行上不够优秀的文学艺术家，在我们的历史视野中仿佛总带着些羞于启齿的遮掩。梁实秋因为维护国民党统治而和左翼作家笔伐不断，“思想觉悟不够”，在文学史上亦长时间得不到重视。高行健以开拓性的作品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，本是华语写作的荣耀，却因为他不够“热爱祖国”而在国内长期被灭音。

作品是艺术家的孩子，正如纪伯伦笔下所言，孩子经由父母而生，却不是父母的从属，也不同于父母。一经诞生，文艺作品就被赋予了特有的独立性，它可以无关创造者的人格，只关乎艺术本身。南唐末年国运凋败，有位词人工于心计，四处钻营，为了个人利益用风月和空谈将当朝皇帝李璟从治国的路上越带越远，就连同朝官员都骂他狡诈，他是冯延巳，德寡才高，最著名的一句词是“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”。《新工具论》作为思想巨著彪炳史册，培根却曾经因为收受贿赂锒铛入狱，也曾经卖友求荣，即使是对他作出表里不一、道德缺失的评价，也无损于他文章著作的成就。《拉德茨基进行曲》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固定曲目，又有谁能因为作者约翰·施特劳斯歌颂的拉德茨基将军是镇压民族独立运动、侵略别国的反动军阀，而否认这部乐曲的艺术水准?

文学艺术由人所创造出来，却不一定需要依附人而存在，更不能完全作为创造者品质的写照。文道相依或许是我们对艺术家的期许，却无法成为批判艺术的唯一标准。才高八斗不代表品行高尚，卑鄙小人也未见得文章不通。文艺与品行的花叶绽放在同一个生命的枝头，却可以拥有各自的芳菲和枯萎。把属于艺术的还给艺术，不属于艺术的还给人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