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三那年，教室后墙的倒计时牌从“100”一天天变小，像一颗悄悄跳动的心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阳光斜斜地铺在摊开的数学卷子上，可那些函数图像却像迷宫一样绕得我头晕。

期中考试后，我的物理只拿了68分。发卷那天，我盯着那个鲜红的数字，手心全是汗。放学后，李老师没让我走，她轻轻把一张草稿纸推过来：“这道滑轮题，我们再搭一次桥。”她没讲公式，而是用橡皮擦当重物，铅笔当杠杆，在纸上慢慢推演。窗外梧桐叶影摇晃，她鬓角的一缕白发也跟着轻轻颤动。

从此，每天午休前十五分钟，我雷打不动地去办公室。有时她批作业，我就安静做题；有时她泡一杯枸杞茶，顺手给我也倒半杯温热的。“别怕错，”她总说，“错题本不是记羞耻的，是存火种的。”我渐渐发现，那些曾让我发怵的电路图，竟也能在草稿纸上自己“接通”了。

模考那天突降暴雨，我攥着准考证冲进校门，雨水顺着发梢滴在试卷上。抬头看见李老师站在走廊尽头，手里举着伞，另一只手还捏着半块没吃完的巧克力——那是她知道我低血糖，悄悄备下的。

成绩公布的早晨，我踮脚撕下倒计时牌最后一页。纸片飘落时，我忽然想起她改作文时总爱画的小太阳，就藏在批注末尾。原来最亮的光不在远方，就在俯身牵我过河的那只手里，在初三这个被粉笔灰染成微蓝的夏天里，静静燃烧。